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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客户打来电话，负责接待的是Jason；问清需求后，Jason会让Susie报价；Susie再找Mary讨论表演内容。

　　这个故事一度传为笑谈，因为Jason、Susie和Mary，其实都不存在。

　　但到了2026年，这些“员工”们不再完全是虚构的了——因为他们成为了一个个Agent。

　　One Person Company（一人公司），是今年以来AI领域最火的概念之一。

　　这个词并不是AI时代才出现。2019年，Paul Jarvis在《一人公司》中描绘过一种主动拒绝扩张的商业形态：不追求不断招人和做大规模，一个人也可以经营一门可持续的生意。

　　但AI时代汹涌的浪潮似乎给了“个体户们”新的机会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，一批批园区也开始挂出OPC的招牌，为创业者们提供工位、算力和政策咨询。

　　再翻一遍微信群，回复群里的反馈和报错；如果遇到需要线下安装部署的用户，就约出来见一面。

　　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发MotiClaw，这是一个帮人搭建和管理“AI员工”的产品。

　　在MotiClaw里，用户可以一键连接时下热门的爱马仕和小龙虾，还能像招聘员工一样创建Agent，搭建属于自己的AI员工团队。

　　超级峰在MotiClaw上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仅在基础版本完成后的两周里，他就发布了20多个公开版本；如果把修复问题的小版本也计算在内，总数大约有40-50个。

　　很多版本是在见用户的路上发布的。有人安装失败，他就在现场修改；有人使用Windows电脑遇到兼容问题，他回去继续调整。第二天，新的版本又会出现在用户面前。

　　超级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技术大牛”。他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，学校还是电视剧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中“艾利斯顿商学院”的取景地。

　　2019年，他开始自学开发微信小程序。但那时，每增加一个功能，都意味着重新学习一套技术。

　　2024年接触AI编程后，他才第一次感觉，自己可以不必先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工程师，就把脑海里的产品做出来。

　　离职前的一年多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周末和节假日也在试验AI产品。

　　除了开发产品以外，他还同时运营自媒体和私域社群。他的工作流，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类AI组织：

　　这些Agent分别承担开发、内容和运营工作，人负责提出问题、分配任务和验收结果。

　　但当Agent从一个变成三个、十个，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——人类可能再次成为整个系统里最大的瓶颈。

　　在微软期间，她深度参与过Bing Chat和Copilot App等产品。GPT-3.5尚未公开普及时，编程经验有限的她已经开始在聊天框里让模型生成代码，再逐段复制粘贴。

　　AI已经发展到一个人都可以创造产品的状态，但在大型组织里，即使你花一周做出一个产品，可能半年都ship不出去，甚至永远都ship不出去。

　　她做过的一个产品曾获得微软内部黑客松第一名，却始终无法变成正式产品。她试图在内部推动一条自下而上的创新流程，但这并不是当时公司的重点。

　　离开微软后，Kelly开始探索另一种组织：如果AI可以承担执行工作，人是否还需要按照传统方式组建团队？

　　最初，她的电脑屏幕上同时开着三四个Agent。一会儿向这个解释需求，一会儿检查另一个的进度。Agent越多，她被打断得越频繁。

　　在这套两层结构里，Kelly只与一个名叫“爪爪”的管理Agent沟通；爪爪再调用下面负责具体执行的Claude Code，拆解任务、分配工作并检查结果。

　　身在美国的创业者Weijia和Daniel，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本科。

　　两人在各自的工作中发现了同一个反常现象：每个人与AI单独协作时，效率都在提高；但当这些成果进入团队，沟通方式仍然是开会、口头解释和层层传递。

　　Weijia告诉量子位，她每天和AI高强度讨论、调研并构建代码，但和老板、同事讨论方案时，人们仍然依赖有限的认知和直觉，有时甚至只能在会议上争论。

　　它会连接电脑里已经安装的Claude Code、Codex等Agent，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，把它们组织成工程、市场、研究等不同团队，再为每个团队分配角色、工具和任务。

　　一家公司可以在BeeVibe中建立多个Agent团队。Agent在执行任务时，可以主动向其他Agent请求上下文，遇到问题Agent之间也会互相讨论方案，如果仍无法形成结果，系统再提醒人类介入。

　　但是设计来设计去，我们越来越发现，可能未来的公司形态更多是以Agent Team为主体的。

　　最顶层还是那个人，他要做核心决策和方向判断，下面是一群Agent帮他做事情。

　　这种判断似乎正在被最前沿的潮流所证明。因为Weijia发现，在YC最新发布的一批公司里，已经有人和他们做了相同的业务。

　　他为不同任务配置了不同Agent：有的负责行业研究，有的生成投资报告，有的帮助被投企业梳理下一轮融资故事；此外还有基金管理、合同审查、跨境并购和品牌整合等工具。

　　阮飞必须不断回应它的质疑。他曾拿两个项目与Agent讨论，最终认为对方说得有道理，放弃了投资。

　　AI也降低了基金研究的成本。过去，分析师可能花一两周完成一份行业报告；现在，阮飞用一两个小时就能得到初步结果，再自行核查关键信息。

　　但募资、见创始人和最终决策权依然在阮飞手上，所有方向、优先级、客户关系和最终责任，仍会汇集到他身上。

　　Y/OUR SPACE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创业社区，云谷站负责人璐瑶所在的部门，原本负责阿里园区的空间和运营管理，如今也将部分园区资源开放给创业者和小微团队。

　　据璐瑶介绍，阿里建设这类空间的初衷，是延续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：让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业者，也能以较低成本获得工位、算力、公司注册、政策咨询和资源对接。

　　园区并不要求创业者已经拥有漂亮的营收或成熟的商业模式。有人带着产品进来，也有人只有一个初步想法。

　　她告诉量子位，云谷一期共有180个工位，已经入驻接近170人。从上一年12月开始，园区基本处于持续排队的状态。

　　新增五六十个工位后，空间也很快满员。计划于七八月开放的二期，则将提供约500个工位。

　　园区约80%的签约主体只有一个人，剩下的多为三五人的小团队。他们开发AI应用、出海工具和跨境电商软件，也有人尝试AI播客、陪伴机器人和AI游戏。

　　表面上，每个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公司；但园区内部，更像一座共享职能部门的大公司。

　　一个OPC既要开发产品，又要做运营、找客户，还要处理工商、财税、法务和政策申报。

　　Y/OUR SPACE试图把这些低频但必要的能力集中起来：提供公司注册、财税法服务和政策匹配，也帮助创业者对接算力、业务场景和投融资资源。

　　园区也会为OPC们提供不同类型的活动：Show Day让创业者展示自己的产品，Chill Talk则围绕智能体、出海等主题展开讨论。涉及股权结构、政策解读和投融资的问题，则会由企业服务团队集中讲解。

　　一些OPC在开发阶段没有稳定收入，也没有足够存款支撑长期试错。他们会每个月抽出3-5天，接一个能够快速交付的短单，用收入覆盖当月的生活和开发成本；剩下的时间，再继续投入自己的主线产品。

　　园区里的创业者也会自发交换需求。有人接到订单却无法独立交付，就把需求发进群里，由其他OPC接单；有人缺少技术能力，另一个人恰好懂开发；有人掌握客户资源，则可以与拥有产品的人合作。

　　他们正在借助AI开发两款游戏：一款是科幻题材的《机械漫游》（Mechanical Odyssey），另一款是中式民俗题材的3D ARPG《道谓何》。

　　AI大幅压低了游戏开发的门槛。过去，制作一个符合要求的3D角色可能需要五六千甚至七八千元；使用AI生成工具后，成本可以降到十几元至几十元。

　　两人只用约15天就完成了《机械漫游》的Demo，并凭借这款作品获得Tripo Game Jam第一名。

　　事情非常多。一个人会累死，就想着招人；招人又要算成本，还要承担租房、场地、设备等压力。

　　园区为他们提供了办公空间、免费注册和云资源支持。周杰提到，他们获得了数万元的阿里云产品额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园区还带来了同类创业者、展示机会和潜在合作对象。

　　整个园区有各种职能、各种工作能力、各种专业的人在一起。我们虽然叫OPC，但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组织。

　　Y/OUR SPACE里的另一名创业者绛烨，则看重另一件事：有人和自己一起上班。

　　离职后，他曾在家办公。没有工位，也没有上下班的边界，他很难从过去的职场状态切换到创业状态。

　　入驻园区后，身边都是同时创业的人。“大家都在卷”的氛围，反而让他更容易进入工作状态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OPC并没有消灭组织。它只是把原本固定在公司内部的财税、商务、获客和专业分工，拆散到园区、平台与临时协作网络中。

　　一个人可以不再雇佣一支完整团队，但一人公司的增多，反而催生出一种更松散、更灵活，也更适合OPC生长的新组织形态。

　　在美国，有一家公司名叫Polsia，它已经把“一人公司”的想象推向了一个近乎极端的案例。

　　Polsia是一套能够自主经营公司的AI系统。用户输入一个商业构想后，系统中的AI会自行规划任务、编写并部署产品、开展营销，再根据经营数据调整下一步行动。

　　今年5月，创始人Ben Cera宣布Polsia完成3000万美元融资，估值约2.5亿美元。

　　按照他的说法，当时公司没有一名雇员，只有他和一群AI Agent；就连融资流程也主要由AI推进，他本人“只在签字时出现”。

　　这无疑展示出了一幅诱人的图景：一个人借助AI，创造过去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收入。

　　但相比遥远且难以核实的收入神话，受访者自己的创业经历，或许更能说明一人公司的真实边界。

　　周杰和宣酱借助AI，只用约15天就做出了《机械漫游》的Demo。过去可能需要多名程序、美术和建模人员共同完成的工作，如今可以被压缩到两个人身上。

　　但如果要把Demo变成真正面向市场的游戏，问题便会变得不同。周杰表示，产品质量想再上一个台阶，仍然需要对具体领域有长期经验的专业人员。

　　在周杰看来，OPC既是一种趋势，也是一种过渡状态。对部分人而言，它可以成为最终的经营形态；但对他们来说，OPC只是创业初期用来降低成本、验证业务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如果要做大，一个人的精力肯定有限，不可能什么都会，需要不同的人互补。小项目一个人没有问题，但涉及大型项目和公司发展，一个人并不现实。

　　Kelly开发“闪虾”后，很快获得了第一个付费客户。对方支付数千元购买服务，产品也自然出现了留存和转介绍。一位大学系主任甚至提出，希望购买9个人的订阅。

　　底层的开源Agent频繁更新，有时订阅政策变化，有时新版本又出现兼容问题。每次系统不稳定，她都需要向客户解释、安装、维护和修复。

　　它会变成一种一对一的服务模式，对我自己的时间耗费也蛮多的，也违背了我的自由原则。

　　这个问题在To B领域更加明显。Weijia告诉我们，她曾在美国接触过一家计划将团队从40人扩张到80人的公司。

　　AI产品开发并不需要更多工程师。但客户需求太多，需要大量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进入客户现场，完成部署、沟通和定制。

　　因为一家公司越深入真实行业，就越需要理解客户复杂的流程、处理现场问题，并为最终结果负责。这些工作很难完全标准化，也很难仅靠Agent远程完成。

　　阮飞也告诉量子位，后续随着业务扩大，他的“一人基金”可能也会继续扩招人员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寻找项目、研究行业、分析公司和形成投资判断，恰恰是最适合交给Agent的部分。

　　对此，阮飞告诉量子位：投资人并不会因为一家公司只有一个人，就对它另眼相看。

　　投资人不会关心你是不是OPC，更多还是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做，你凭什么最有竞争力。

　　借助AI，一个人可以开发广告投放工具、社交媒体Agent，也可以利用视频模型，以接近工作室的效率持续制作短剧。

　　这些项目可能带来稳定收入，甚至足以让创业者过上不错的生活。但在VC的计算方式里，它们未必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和回报空间。

　　同时，一名创始人同时负责产品、市场、客户和融资，也很容易成为单点风险。绛烨听过更直接的质疑：

　　腾讯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也指出，AI的高吞吐让决策点密度暴涨，人每小时要做的判断从数个变成数十个，而“一个人在长时间尺度上连续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，必然衰减”。

　　Weijia表示，Solo Founder与OPC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。Solo Founder描述的是“只有一名创始人”的身份；OPC则更像一种由少数人作出决策、由大量Agent承担执行工作的组织机制。

　　传统VC通常不会优先选择Solo Founder，YC等孵化器过去接收的单人创始人比例也相对较低。

　　因为在投资人看来，两名或多名创始人能够互相补充，也可以降低公司过度依赖一个人的风险。

　　但AI也正在改变另一部分投资逻辑。过去，一家公司获得融资后，往往会立刻扩张团队：招更多工程师、销售和运营人员，用人数增长换取产品与业务增长。

　　如今，一些美国AI创业公司即使融资数千万美元，也会把团队维持在五六人的规模。

　　如果只是一个Solo Founder，投资人可能仍然不会优先考虑；但如果你采用AI Native的公司架构，不靠堆人完成增长，投资人反而会非常感兴趣。

　　多位受访者都表示，目前并不急于融资。先让产品有人使用，让收入覆盖生活和开发成本，再考虑是否扩大团队。

　　这些创业者们谈得最多的并不是估值、融资或成为下一个明星OPC，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：怎么先把自己养活。

　　没有公司发放工资，也没有同事分担产品失败、客户流失和现金流中断的压力。AI可以写代码、做研究、生成内容，却不会替人面对客户，也无法承担最后的责任。

　　绛烨告诉量子位，他身边已经有一些OPC选择回去上班，“他们商业模式没有跑通。有些哥们虽然能做东西，但没有找到让别人愿意买单的点。”

　　这是OPC热潮中不太浪漫的一面。不过也只有AI，才能让一个人可以用如此低的成本验证一门生意。

　　1、先跑通商业闭环。无论有没有AI，创业最核心的问题都没有变：你做的东西，是否真的有人需要，是否有人愿意付费，是否能持续交付。

　　2、要学会把自己推出去，不要闭门造车。AI让做出MVP变得更容易，也让获客变得更重要。酒香也怕巷子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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